《校車安全管理條例》(簡稱《校車條例》)已經于4月5日起公布施行，圍繞該條例的種種評議早在征求意見時已展開，如今隨著正式稿的出臺，爭論都塵埃落定。筆者與上海匯業律師事務所湯淡寧律師仔細就《校車條例》細節進行研讀，發現在《校車條例》的正式版本中，我們仍然遺憾地看到一些不足，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校車”的定義范圍過窄

　　《校車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校車，是指依照本條例取得使用許可，用于接送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上下學的7座以上的載客汽車。”

　　我們知道，《校車條例》出臺的一個背景之一，就是去年發生的小學生校車重大傷死事故，所以該條例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小學生作出的保護力度特別強。但筆者注意到，實際上不僅是中小學生，大專院校的學生也需要《校車條例》的保護。例如在上海，幾乎所有的綜合性本、專科院校都有地處偏遠城區的校區，而且這些校區都有定時定點固定線路的用于接送學生的校車。這一點條例的起草者并沒有考慮到。

　　安全管理責任主體不明

　　《校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由校車服務提供者提供校車服務的，學校應當與校車服務提供者簽訂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明確各自的安全管理責任，落實校車運行安全管理措施。”。《校車條例》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學生的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義務，配合學校或者校車服務提供者的校車安全管理工作。學生的監護人應當拒絕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車輛接送學生上下學。”這是兩個看似嚴格，實質上無法執行的條款。

　　首先，校車安全管理責任主體究竟是誰?

　　按照第十一條規定，沒有配備校車的學校一定要與校車服務提供者簽訂“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落實校車管理責任。問題是，這個校車管理責任究竟是落實到學校頭上，還是落實到校車服務提供者身上?法律是上層建筑，離不開經濟基礎，不符合法經濟學的法律是惡法，或者說是觀賞法。可以設想，當一所學校在公開市場上通過有償支付報酬向校車提供者購買校車服務的話，學校作為校車服務提供者的客戶，在簽訂校車服務合同以及“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等法律文書的時候顯然具有強勢地位;那么必然帶來的后果就是，學校一定會在“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中將所有的安全管理責任推給校車服務提供者。一旦發生校車事故，作為最終受保護的對象，學生究竟是否能向學校追責呢?還是只能向校車服務提供者追責?

　　其次，誰來保障學生和家長對校車安全狀況的知情權?

　　《校車條例》第十二條要求家長作為監護人，“應當”拒絕使用不符合安全標準的車輛接送學生上下學。在法律上，“應當”與“可以”是有區別的，“應當”表示這是一項義務，你必須做到，如果做不到，是你自己來承擔后果的;而“可以”表示這是一項權利，可為亦可不為，可行亦可不行。那么問題來了，縱觀整個《校車條例》，筆者沒有發現任何一個保障學生或家長對校車的安全狀況享有準確且充分的知情權的條款。在學生或家長對每天乘坐的校車的安全狀況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普通人，如何讓他(她)們判斷今天出門該不該坐校車?進一步講，不管他們能不能判斷今天來接送孩子的校車的安全狀況是否符合要求，僅僅因為法律規定了“應當”進行“坐或不坐”的判斷，倘若一旦出了事故，就該作為監護人的家長自行承擔責任嗎?這難道不是惡法嗎?

　　不派隨車照管人員為嚴重漏洞

　　學校可以不派隨車照管人員是一個嚴重的漏洞。《校車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配備校車的學校、校車服務提供者應當指派照管人員隨校車全程照管乘車學生。校車服務提供者為學校提供校車服務的，雙方可以約定由學校指派隨車照管人員。”

　　請注意，在這里，條例規定的是學校可以和校車服務提供者約定由學校指派隨車照管人員。換言之，學校也可以和校車服務提供者約定不由學校指派隨車照管人員，改由校車服務提供者指派。同筆者之前所述，在法律語言上，“可以”代表的是一項權利，而不是義務。

　　筆者為何稱之為一個嚴重的漏洞呢?在上文中我們提到過，當一所學校是在公開市場上通過有償支付報酬給校車提供者，來購買校車服務的時候;學校作為校車服務提供者的客戶，在簽訂校車服務合同以及“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等法律文書的時候，顯然具有強勢地位;那么必然帶來的就是學校一定會在“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中，將所有的安全管理責任推給校車服務提供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進一步推定，學校為了避免自身承擔過重的責任或風險，完全可能在“校車安全管理責任書”中與校車服務提供者約定，由校車服務提供者指派隨車管理人員，并且保證隨車管理人員的服務質量等類似條款。這樣不僅學校的風險大大降低了，還能少聘用若干隨車管理人員，減少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