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車事故’折射的不只是一個交通安全和投入多少的問題，而是一個如何理解教育的問題。集中辦學可以提高辦學效益，但未必能夠提高教育質量。我們還不能夠肯定地說‘撤點并校’所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不撤并要低，更何況降低教育成本不能以學生成長和家長付出為代價。”

　　在日前召開的云南省政協十屆五次會議上，云南省政協委員、云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與管理學院課程與教學系主任孫亞玲教授，再次就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中出現的問題呼吁：改變思路，防止矯枉過正，與其把錢花在修建新校舍、提供并不營養的“免費午餐”、亂花錢買校車上，不如把錢花在培養、雇合格的教師上，花在恢復村校上。

　　集中了優質資源的寄宿制替代不了家庭情感教育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全國數起重大校車事故，引發公眾對校車以及近10年來學校布局調整的關注，爭論的焦點大都集中在政府是否配備了足夠的校車和配備的校車是否達標的問題上，似乎只要政府配備了足夠的校車，只要每一輛校車都達到了‘國標’，孩子上學難、上學路上的安全問題就解決了。”孫亞玲說：“實際上，這只是一個表面問題，更深層次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有足夠的校車和校車是否都達‘國標”，而在于我們的辦學是否考慮家長的具體需要、學生成長的長遠需要、學校管理的需要，是否符合《義務教育法》的規定。”

　　她指出，《義務教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適當設置小學、初級中等學校，使兒童、少年就近入學。” “實施義務教育學校的設置，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縣級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小學的設置應當有利于適齡兒童、少年就近入學。”

　　為什么要規定“就近入學”呢?

　　首先，中小學生，尤其是小學生年齡尚小，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充滿溫情、親情和呵護的家庭環境，不利于長期“寄宿”。

　　這個年齡段，少年兒童正是需要家長日復一日養育的年齡，他們一生所需要的大多數的生活技能、最樸素和樸實的人生意義、親情都需要在家庭環境中獲得。而“寄宿”則剝奪了這種家庭教育的環境。幼小的孩子因為“寄宿”，一個月甚至幾個月才能與父母團聚幾天，他們與父母之間、其他親屬之間的“親情”如何培養，他們需要的生活技能誰來手把手地教?

　　從理論上說，“寄宿制”集中了優質的教育資源，表面上看孩子們能夠受到更加優質的學校教育。但是，相比之下，家長與孩子們所付出的情感代價不可低估，而且這種影響是隱性的、滯后的、長遠的。《義務教育法》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規定“就近入學”。

　　其次，“寄宿制”加大了學校的管理難度，學校不僅要組織好教學活動，更為重要的是要負責學生的安全、培養學生的生活技能。

　　因為“寄宿制”，學校教職員工管理任務加大，承擔了大量本該由家長承擔的養成教育任務，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造成教師精力分散、教學質量受到影響。現在“寄宿制”學校中專門配備生活教師的并不多，對學生的生活管理大都由教師承擔，這無形中加重了教師的負擔。他們不僅要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還要承擔大量的管理任務。他們白天要加班管理學生的飲食起居、病痛冷暖、宿舍衛生，晚上要加班管理學生的睡眠、安全。這些任務分散了教師的注意力，他們很難集中精力搞好教學，集中起來的“優質教育資源”因為管理的任務加大又被稀釋了。 但如果要配備足夠的生活教師難度很大，目前的師范教育結構中沒有專門培養生活教師的專業和課程，如果現在培養、再配備，不僅財政難以支持，而且也不能解“燃眉之急”，因為培養需要一定的周期。

　　撤點并校后，村小被撤了，孩子們要到幾公里、十幾公里甚至幾十公里的完小、中學去上學，家長們很少有條件每天接送，即使是每月接送一次也難以做到。學校也沒有足夠的財力購買安全的校車接送。所以出現了60多個孩子擠在不足10個座位的車里，出現了“馬拉校車”、“拖拉機校車”、“黑校車”。有的家長由于不放心只好被迫搬家，放棄原有的耕地家舍，搬到離學校近的地方居住。有的家長干脆推遲孩子的上學年齡，加之對子女上學前途的不可預知性，很可能放棄子女的入學，造成新的輟學。近些年來，政府已經盡了很大努力承擔了寄宿生的食宿費用，但是每個小學生每月75元(原來只有55元)，初中生每月100元(原來只有75元)的伙食費是難以保證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們的營養所需的，而這影響的將是一代人的體質!

　　“我們不能把‘孩子上學行路難’的問題簡單的歸咎于政府的投入不足，歸咎于校車安全問題，歸咎于某些人‘玩忽職守’，而應該看到《義務教育法》有關‘就近入學’的法律規定背后的情感和理智。《義務教育法》情系億萬個家庭，為孩子的成長著想;《義務教育法》尊重了教育的規律，不是一味地追求“辦學效益”的提高。”孫亞玲說。

　　不切實際地大量購買校車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孫亞玲至今難忘自己在村里讀小學的溫馨時光。

　　學校不大，只有兩間教室，兩個老師，學生加起來不到60人。村小沒有現代設施，粉筆是緊俏的，木板制成的黑板中間有很寬的裂縫，因為沒有黑漆已經發白了。但是，村小的老師很有創造性，他經常在天氣好的時候領著同學們在學校院子里的地上寫字，或者進行算術比賽，學生們用柴棍、木棒在地上寫、在墻上寫。寫一遍，擦了，再寫。

　　村里的兩個老師輪流在村民家里吃飯，那時候叫“管先生”，一家吃上兩天，每家都拿出最好的飯菜招待老師，從沒有哪天耽誤了老師的飯菜。差不多每家一學期輪一次，老師和當地的村民都熟悉，關系很密切。他能了解每一個學生的家庭情況，也能夠因材施教。

　　孫亞玲快樂地度過了5年的小學時光。到了上初中才到離家兩公里的中學讀書，早出晚歸，在學校吃上一頓自帶的干糧，沒覺得有多苦。上高中時住校，一周回一次家，來回大約13公里。村子里以及鄰村的幾個同學結伴而行，沒覺得有多累。

　　“現在的條件好多了，可為什么卻總愿意把錢花在蓋房子、買設備上，不愿花在人的身上。回想當年我家鄉的村小、當年的西南聯大，教育質量的保障，哪一個不是因為有合格的、受人尊敬的教師?”孫亞玲說，現在很多偏遠地區沒有教師愿意去，那是因為那里的教師待遇太低，學校的教學條件太差。

　　她認為，在解決農村偏遠地區學校落后這個問題上，應該考慮為農村學校提供優質資源，而不是簡單的撤并，“更不能由于‘校車事件’一味地不切實際地大量購買校車”。

　　“在云南這樣一個自然條件、經濟水平、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等方面千差萬別的省份，與其花大錢購買校車，提供并不充足的營養餐，雇傭更多的并不稱職的駕駛員，還不如花錢恢復村小、教學點，加強農村保留學校、教師隊伍和教學設備的建設，大幅度提高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待遇，讓教師能留得住，真正實現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孫亞玲說，這樣做只需要花錢派出更多的合格教師，保障教學條件，購買文藝體育器材，保障學生冬季取暖、喝水等。

　　“兩者相比，如果都是投入，后者比前者更加符合教育的規律，更能保證城鄉、地區之間的教育均衡發展。”孫亞玲說。(記者 張文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