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上午,甘肅省正寧縣榆林子鎮小博士幼兒園的黃色校車在附近村莊接上孩子后,飛馳返回位于榆林子鎮的幼兒園。9時40分左右,這輛核載9人、實載64人的校車與一輛大翻斗貨車在榆林子鎮西街道班門口正面高速相撞,面包車被撞毀。　　截至17日晚,此次事故已造成21人死亡,40余人受傷。讓人們揪心的是,在事故中喪生的,除了一名司機和一名隨車老師外,其他18名死者都是上幼兒園的孩子。　　就在事故發生前一個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周永康在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第二次專題會議上特別指出,要進一步維護校園和學生、幼兒上學放學交通安全,抓緊制定出臺校車安全和校園交通安全的管理辦法,完善安全標準和監管體系,切實預防和減少校園和學生、幼兒交通事故的發生。　　校車傷亡事故的頻頻發生到底是相關部門重視不夠還是另有“蹊蹺”?

　　校車專用標準難執行　　

        甘肅校車被撞事故發生后,最讓公眾不解的是,為什么一輛核載9人的面包車卻擠進了64人?　　15日,有網友上傳了小博士幼兒園另一輛校車的圖片。圖片顯示,校車內除了駕駛室的座位外,車內的其他座位均被拆除,加裝了3個有包裝的橫梁,以此增加車輛乘載人數。　　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在今年發生的多起幼兒園校車車禍事件中,都存在“超載”行為,只是“超載”的人數略有差別而已。　　據北京市律協交通管理與運輸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董來超介紹,之所以出現校車超載這種現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辦學條件的限制、司機節省運營成本等。　　“現在出現校車超載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車。”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相關財政部門應該對學校進行補助,因為有的學校可能沒有經費去買校車。在財政狀況好的地方,可以全部由財政支付配車;在財力不佳的地方,可以考慮由財政補助,家長也可以出點錢。這樣一來,也有經費對校車司機進行專門的培訓。”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校車和一般公共交通工具的性質不完全一樣。校車是由學校或者政府提供的、運送學生的特殊交通工具,乘坐人都是兒童、學生,所以校車安全問題是一個要引起高度關注的問題。　　“甘肅的校車事故是一起造成嚴重人身傷亡的交通事故,從事故本身來看,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重視和規范校車的管理問題,包括校車技術標準的制定。”王敬波說。

　　“這其中涉及到很多問題。首先就是校車的標準,在國外校車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包括校車的顏色、技術標準都非常高,不是隨便哪輛車都可以做校車的。”王敬波說,“其次是在交通管理中校車應有優先通行權。在很多國家,校車都有優先行駛權,其他的車輛要主動避讓,這些是要在制度上解決的問題。還有就是學校、幼兒園對校車的管理問題,包括司機的資質,都應該有比較高的標準。”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我國的校車標準并非一片空白。　　早在2010年7月1日,我國開始實施首部小學生校車安全強制國標《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依據該標準,小學生校車必須每座配備安全帶、安裝“汽車黑匣子”,校車至少應設兩個應急出口,雙層客車和鉸接客車均不得作為校車。標準對專用小學生校車的防火措施、安全帶、照管人員座位、車窗、出口、車內布置、車內照明等內容均作出了明確規定。　　“應該由安監、教育等有關部門統一制定更加細化的校車安全標準,包括校車應該坐多少人、司機的水平等。”姜明安說,每個省、每個市可以制定各自的標準,但不能低于國家標準。　　據了解,上海市發布了全國首部關于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的強制性地方標準。根據這一標準,從2012年起,上海市2200多輛在用校車要全部刷上檸檬黃油漆,學校自有的校車要在車身、車門側和后部加貼紫色或紅色的貼紙,上面寫有“上海中小學生校車”等字樣。據了解,這是全國首部關于校車管理的地方標準。　　但是,有客車行業的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國內校車分為專用校車和非專用校車,其中非專用校車均為普通社會車輛,在制造方面并沒有統一標準,而專用校車才有國家統一標準。目前,我國仍未立法強制執行專用校車的使用標準,校車種類五花八門,有學校自己的、有教育部門的、有企業的、還有私人承包的。另外,無運營資質、車況差、從業司機素質參差不齊等現象也普遍存在。

　　校車管理政策難落實　　

        除了超載,相關部門對校車的監管職責不清也是校車事故頻發的一大原因。　　據了解,校車管理工作涉及交通運輸、安全生產監督、教育等多個部門,但每個部門各自承擔哪些監管責任,尚無明確的法律依據。　　“校車超載既違反了校車安全標準,也違反了公共交通安全標準,但是沒有人去治理。無論是教育行政部門還是交通管理部門,都沒有對這個問題進行監督檢查,這就造成了違法成本很低。”王敬波說。　　據董來超介紹,我國雖然沒有專門針對校車安全的法律,但一些地方還是想了許多辦法來管理校車,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或相關部門出臺相應辦法,要求學校責任人與交管部門簽訂《校車交通安全責任書》、為校車制定路線等。“這些辦法都很好,但關鍵是要落到實處”。　　對此,王敬波認為:“就是說,在教育領域,相關的法律、政策的執行力度比較弱,或者說在教育領域從監督、檢查到執行,呈現的是非常弱化的趨勢。”　　王敬波對《法制日報》記者說:“校車到底是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種交通運輸服務,還是屬于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服務,或者是一種經營性質的行為?這個問題目前還不清楚。所以就造成了交通管理、教育行政等部門職責劃分不清。”　　“因為校車是一種特殊的公共交通工具,其管理還是應該形成由教育部門牽頭,由公安部門、交通運輸部門通力合作的運行機制。校車承載的對象是特殊的,所以校車應該是由學校提供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門組織協調提供的。”王敬波說。　　對此,姜明安建議:“如果校車違反交通法規,就應該由交管部門來追究責任;如果是超載或司機素質沒有達到技術標準,就應該由有關部門追究;如果財政經費不足,應該由財政部門負責。校車問題并不能寄希望由某一個部門負責解決。” (法制日報 趙麗 馬月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