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年底，有記者問我，如果您認為2012年中國教育應該有的重要舉措，是能夠也應該可以做到的那種，那么您的期望是什么?我說，我希望2012年成為中國校車制度的建設年，希望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校車制度，并且在今年能夠貫徹實施。現在，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也衷心希望兩會能以具體的法規與實施措施來推動此事。

　　眾所周知，自2011年11月份以來，接連發生了至少兩起堪稱重大的校車事故。一起是11月份的甘肅正寧校車事故，死亡20人，另外一起是12月份的江蘇豐縣校車事故，死亡15人。而與此同時，同樣造成人員傷亡的校車事故又發生了多起，包括遼寧鳳城校車事故、云南丘北馬車校車事故等。像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如此頻繁地發生校車事故且造成眾多的學生傷亡，實在令人震驚。血的教訓再一次告訴我們：校車制度建設并實施已經刻不容緩。

　　據媒體報道，去年11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已經責成有關部門在一個月內制定出校車安全條例，建立相應的管理制度。去年12月11日，有關部門公布了《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行動不可謂不迅速。到2012年1月16日，新華社發出消息，稱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日前結束，記者從國務院法制辦獲悉，截至2012年1月11日，共有2818人次通過網絡、信函提出7030條意見。在關鍵問題上不少意見相左。但從那時到現在，未見再有大的動作了。

　　我一向對這種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的做法心存疑慮，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像這樣具有高度專業性的條例，應該由政府出面，組織可能涉及到的各行各業的專家和行家去開會研究，在綜合各方意見和建議的基礎上拿出合適的方案，經過有關方面批準成為條例或者法規。如果專家做不到這些，那他們何以成為專家呢?如果有人說，即便是專家也可能掛一漏萬，那我的回答是，那這樣的專家就不是真正的專家。而且，對于征集到的意見和建議，誰來分析?其中有多少好的意見會進入到未來的條例中?對于“在關鍵問題上不少意見相左”，這應該如何處理?誰來做最后的決定?而更為重要的是，何時才能出臺正式的條例呢?從現在看，何時能出臺可以實施的《校車安全條例》，好像遙遙無期。

　　盡管有以上疑慮，但我還是仔細地閱讀了《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同時也發現，其中有一些思路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限于篇幅，僅舉幾例：

　　第一，總體上看，這個條例過于包羅萬象，因而顯得不倫不類。既然是有關校車的安全條例，那么，就應該圍繞著校車的“安全”二字做文章。像各級組織如何進行校車服務等內容，并不是非要在這里加以體現的。

　　第二，一些涉及到安全的措施，過于抽象和含混，操作性差。比如，對于校車在道路上停車上下學生，條例僅只是說“應該靠道路右側停靠，開啟危險報警閃光燈，由駕駛人將停車示意牌伸出車窗，后方車輛應該停車等待，不得超越。交通警察遇校車在停靠站點停靠上下學生，應該維護停靠站點周邊的交通秩序”。問題是：我們現在有統一的停車示意牌嗎?“應該停車等待，不得超越的”后方車輛它若不停車等待，非要超越，那該如何辦?如果停靠站點沒有交警，同時恰逢校車停靠的地點車來車往，那么，周邊的交通秩序該由誰來負責并保障學生的安全呢?像這樣的問題絕不是吹毛求疵，而是確實可能發生的情形。作為條例，對此應該有明確的規定。我同時以為，對上述情形，還應該有更具法律效力的交通法規來加以約束和規定。

　　第三，該法規更多著眼的是城市中的校車安全問題，這沒有錯。但問題是，當我們把讓校車行走公交車道當做是在城市中解決校車安全途徑的時候，實際上更多解決的是交通擁堵問題。要知道，對于校車來說，它需要的是真正從安全角度能夠給予它的一些“特權”。問題更為嚴重的是，該條例對于情勢復雜得多的農村的校車問題語焉不詳——這最令人擔憂。實際上，事實告訴我們，農村的校車安全問題，要比城市的校車安全問題嚴重得多。它首先要面臨的是有無校車(更不要說真正意義上的校車)的問題;其次才是校車安全的問題。如果沒有認識到農村校車安全問題的嚴重性，會帶來嚴重的后果，悲劇還會一再發生。為此，必須把農村的校車問題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視和解決。

　　我心目中的《校車安全條例》，既應該有宏觀的指導思想，更應該簡明扼要，具體方法應該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未來在《校車安全條例》出臺之后，更應該盡快改變與校車有關的相應的交通法規，從而保障校車安全條例在具體實施中既有法可依，也具有法律的威懾力。

　　衷心希望2012年成為中國校車制度的建設和實施年，從而使我們再也不要總聽到令人心痛的校車事故新聞。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