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江西貴溪校車發生事故，導致11名學童死亡。媒體接踵的報道顯示，這些孩子就讀的學校沒有辦學資格，校車也不是標準校車，而是嚴重超載的黑校車。隨后輿論的討伐多集中在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投入不足，對黑校車的監管不力上。但在我看來，這些火力四射的道德批判，都被表面的數字蒙騙了。

　　校車出事，往往是群死群傷，容易吸引公眾和媒體的注意。但是，與之對比的數據應該是，在沒有校車之前，或者沒有校車的地方，單獨上學的孩子傷亡率是多少。如果沒有校車的地區傷亡率高于有校車地區的傷亡率，那就說明，盡管這些黑校車看起來不甚正規，但其實卻降低了傷亡率，而不是相反。這就好比飛機一旦遭遇空難，全世界的媒體都會關注，但有統計數據表明，飛機是現有交通工具中最安全的。而其他交通工具的事故雖頻繁，但卻是零星發生，更容易被人忽視。

　　當然，我并不確定黑校車地區學童的傷亡率就一定比沒有校車的地區高。但生活經驗告訴我，農村的道路大車多，沒有交通指示燈，無人陪伴的孩子遭遇的風險不會低。如果考慮更多的變量，如孩子上學的方便程度，家長可選擇學校范圍的擴大，有黑校車顯然比沒有校車要好得多。否則，黑校車不會在今天廣大的農村地區越來越多。黑校車給家長帶來的收益，大致就是他們愿意為校車付出的價格。

　　行文至此，我已經聽到了激烈的反對聲。有人在質問：“你為啥不和標準校車相比?如果政府花錢為學校和幼兒園全都配置上標準校車，這種事故發生的概率會不會降低?”我承認，會。但問題是，這個社會上大多數問題的解決，都是在給定約束的條件做決策，而不是用理想模型簡單和社會現實作對比。誰都希望孩子們能坐上標準校車，但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即便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政府尚且沒有能力為他們配置校車，更何況本不在義務教育范圍內的學前教育。

　　我的看法是，解決黑校車問題，應該立足于現實中不會讓孩子們的境遇變得更差，而不是理想中哪個模式更好。但現實的解決方法卻常常相反，每次遇到黑校車出事，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第一反應就是取締黑校車。可對于上學路有幾公里之遙的鄉村幼兒園，取締黑校車，政府又不能提供標準校車的情況下，很可能就是在無形中提高幼兒上學的死亡率。事實上，沒有了黑校車，并不意味著孩子們就不會遭遇車禍、溺水等事故，但因為不再是群死群傷，也就少了媒體關注。但對于政府而言，如果有黑校車，一旦出事就是自己監管不力，沒有了黑校車，出了事故自己不用擔責。媒體和輿論看似正確無比的詰問，在現實當中卻導致孩子們的境遇變得更加悲慘。

　　如果我們立足于國情，對于不在義務教育范圍的學前教育來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由政府提供標準校車都不現實。而鄉村幼兒園的低收費，強制他們配備標準校車也無操作性。在這種情況下，適當降低校車的標準，將目前市場上的黑校車合法化，之后再給這些黑校車一些現實而具體的幫助，才是真正幫助家長和孩子的善舉。這也是在幾乎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收益最大的舉措。果真如此，政府也就很難用取締黑校車的懶政方式為自己卸責。真出了事故，我們才能細查政府的責任，該撤職撤職，該查辦查辦。

　　一個相當重要的癥結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承認現實，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暫時我們還不能給孩子們提供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校車，我們還需要時不時地面對一些鄉村校車的事故，這會讓一些道德感充沛的人有些難堪。我給這些人的建議是，如果實在覺得難以接受，就捐點錢給孩子買校車。如果這個做不到，只是要求政府取消三公消費，這個我也支持，請繼續。但解決校車問題，千萬不能聽他們的，那是胡來。

　　(王志安央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