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梳理國內接連發生的湖南衡南農用車非法搭載學生事故、黑龍江雙城市非法校車翻車墜橋事故、湖北荊州和安徽肥東幼兒滯留校車內死亡等慘劇，其中的共性足以引起各方警醒：我們必須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考慮如何搭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校車制度。 　　“海恩法則”指出，每一起嚴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甘肅慶陽正寧縣榆林子小博士幼兒園的校車慘劇發生后，在廣州、北京等地緊急排查校車隱患的過程中，這一法則再次得到印證：被各地交警查獲的超載、采用不符合國家標準的各式機動車作為“黑校車”的交通違法行為大量存在。

　　其實長時間以來，在中國很多城鄉結合部和偏遠鄉村，學校、幼兒園使用的“校車”五花八門：有使用普通客車的，也有使用報廢車、老舊面包車、微型車、三輪機動車、農用車甚至拖拉機的。加之對駕駛員管理疏松，超載“黑校車”埋下了極大的安全隱患。

　　梳理國內接連發生的湖南衡南農用車非法搭載學生事故、黑龍江雙城市非法校車翻車墜橋事故、湖北荊州和安徽肥東幼兒滯留校車內死亡等慘劇，其中的共性足以引起各方警醒：我們必須從“頂層設計”的高度考慮如何搭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校車制度。

　　記者注意到，其實就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曾經就這一問題建言獻策。例如，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周洪宇表示，隨著農村學生數量減少和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農村“一村一校”已變為“多村一校”，農村學校交通安全隱患突出。解決校車安全問題，在全國實施“校車安全工程”刻不容緩。

　　周洪宇代表當時指出，需要政府部門進一步提高認識，把提供校車服務作為政府必須提供的公共服務內容，應借鑒“全國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推動實施“校車安全工程”。校車由國家統一購買，運行線路由當地公安、教育部門和運輸公司協定，采取招標方式將運營權交給運輸公司，國家給予財政補貼。

　　全國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蔣莊德也在今年兩會上建議：應借鑒國外的校車制度，加緊制造全國統一的國標校車，加強校車安全管理，讓孩子們能坐上安全的校車。

　　其實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聯合發布的我國首部強制性國家標準《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已于去年7月1日正式實施。依據該標準，小學生校車必須每座配備安全帶、安裝“汽車黑匣子”，校車至少應設兩個應急出口，雙層客車和鉸接客車均不得作為校車。為了確保安全，標準對專用小學生校車的防火措施、安全帶、照管人員座位、車窗、出口、車內布置、車內照明等內容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記者認為，僅有產品標準是遠遠不夠的，還應當考慮在立法層面對校車的配備、使用和監管進行推動。尤其是校車制度涉及車輛生產、采購、道路運營等多個環節，與教育、公安、質檢等多個部門職能相關，因此落實好校車制度必須打破門檻讓多個部門形成合力。道交法中也應當賦予校車一定的“特權”，讓校車成為馬路上最安全的“特權車”。

　　根據專家介紹，當前國內校車經營模式多種并存，目前主要有學校自營、政府購車學校經營、無政府補貼的營利性組織經營、有各政府補貼的營利型組織經營四種，其中學校自營和無政府補貼的營利性組織經營占的比例相對較大，但是各地情況很不均衡。由于校車的低贏利性，完全市場化的運作對該市場的發展促進作用非常有限。因此，記者認為，目前各地可依據財力狀況探索不同的補貼模式，并下大力規范、監督校車經營企業的運營。

　　當然，在各地教育資金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夠支配的校車補貼資金可能會捉襟見肘。但是記者注意到，慶陽市委、市政府已經通過官方網站公布決定停止2012年公車更新計劃，將預算資金全部用于購置標準化校車。慶陽可以，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可以?在公車采購和校車采購之間，大家更愿意投誰的贊成票這不言自明。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全國各地都在進行校舍加固工程，很多C級、D級危房校舍得到改造或者重建。其實校車作為承載幼兒、學生生命的移動“校舍”，同樣需要“加固”。我們要及時從一起起流血的校車事故中汲取教訓，用更嚴格的法規、標準和監管以及更科學的制度設計把校車“加固”成為馬路上最安全的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