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28日至7月13日，短短半個月時間，河北省連發4起幼兒園校車遺落幼兒致死事故。根據報道，在近半年時間內，我國因為校車造成幼兒死亡的案件超過13起，直接造成30多名幼兒死亡。

　　對于幼兒遺落校車致死事故，不僅要追究涉事幼兒園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還應該追究地方教育部門監管不力的責任。地方政府部門不能只是在事故發生之后就下發個緊急通知，把通知變為應對輿論質疑、推卸責任的行為藝術，而要對自己是否盡到監管責任和投入責任進行反思。

　　幼兒遺落校車致死，直接責任人是司機、跟班老師和使用不合格校車的學校負責人，司法機關也都在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對這些人員實行刑拘。但是，追責不能僅止于此。因校車問題導致幼兒死亡事件頻頻發生，地方政府部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事故發生后，有的地方教育部門馬上發布公告稱，涉事幼兒園沒有合法資質，是黑幼兒園，使用的校車也不合格。河北發生事故的4家幼兒園，就有兩家為“非法幼兒園”。可問題是，如果幼兒園沒有合法資質，為何卻一直辦園?如果這些幼兒園一直使用不合格校車接送孩子，為何監管部門不及時進行監管?

　　這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是，由于學前教育資源不足，我國不少省市，尤其是農村地區，有很大比例的幼兒園并不具備合格的辦園資質，但是教育部門只管認定幼兒園是否合格，卻不對不合格幼兒園采取進一步行動。因為如果要關停、取締不合格幼兒園，必須解決在園幼兒的分流問題，可是當地卻沒有合格的幼兒園來接受分流的孩子;或者即便取締這些不合格幼兒園，可由于幼兒入園難，一段時間之后，不合格幼兒園又死灰復燃。

　　因此，對于這些不合格幼兒園，有關部門長期采取“睜只眼閉只眼”的態度。在認定不合格之后，既不取締，又不想辦法扶持，將其辦為合格幼兒園。對于不合格幼兒園的處理，無非兩種選擇，一種是對于條件極為簡陋，很難通過扶持變為合格幼兒園的“黑幼兒園”，進行關停;一種是對于具有一定條件的不合格幼兒園，通過政府給予扶持，將其變為合格幼兒園。這兩種選擇都需要政府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建設普惠幼兒園，增加學前教育學位供給。

　　當幼兒園都不具有合法資質時，如何要求幼兒園規范辦園，保障幼兒有健康、安全成長的環境呢?校車問題也是如此。我國在制訂《校車安全管理條例》時，是把幼兒園校車排除在校車之外的，只是對于確實需要使用校車接送孩子的幼兒園校車，參照《條例》進行管理。出發點是不錯的，因為強調幼兒實行就近入園，因此，如果做到就近入園，也就不需要校車了，可是，有多少地方做到幼兒就近入園了?

　　現實是，鄉村地區很多孩子都要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上幼兒園，而校車就由幼兒園自己解決。地方政府部門對幼兒園校車只負責監管，這和監管不合格幼兒園，出現一樣的困境：政府部門根據《條例》，給合格校車頒發許可證，堅決不讓不合格校車上路，可是，當幼兒園不能提供安全校車，而幼兒每天上學的路又很遙遠時，這該怎么辦?大家所見的是，在《校車安全管理條例》實施5年多之后，農村地區幼兒園還有很多不合格校車。

　　解決校車安全問題，應該由政府部門主導建設校車運營體系，而不是只負責監管，由學校自己運營。由學校自己運營，一方面學校將分散辦學精力，做自己并不擅長的事，包括聘駕駛員，要教師跟車。另一方面學校的辦學條件有差異，不少民辦學校(幼兒園)可能就沒錢購買校車。由政府出資購買校車，由當地公交公司負責運營或者專門組成校車隊運營，這是治理校車安全問題的長久之計。按照教育管辦評分離的要求，政府部門在推進教育發展和學校辦學中，主要職責有二，一是依法保障教育投入，二是依法監管學校依法辦學，這兩者缺一不可。離開依法保障教育投入，依法監管學校依法辦學無從談起。